那个选择不婚不育的80后，如今怎样了？

发布时间：2026/06/15 　　阅读次数：87

我叫陈露，1985年出生，今年刚好四十岁。在很多人眼里，我大概是个“异类”——没结婚，没孩子，甚至连个长期同居的男朋友都没有。十年前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我妈差点以为我被什么邪教洗了脑，我爸则沉默地抽完一整包烟，最后只问了一句：“将来你老了怎么办？”

那时候我二十八岁，刚在上海租下第一间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，一张床、一盆绿萝、几箱书，窗台上晾着昨天洗好的衬衫。那是个朝北的小单间，阳光只在黄昏时分从对面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进来，暖洋洋地铺在我膝盖上。我盘腿坐在地板上，拆开一包薯片，翻着一本《第二性》，忽然觉得前所未有的自由。不是因为房子，不是因为这本书，而是因为我在那一刻明确意识到：我不必按照任何人的剧本活着。

先说说我看到的“围城”吧。我身边的朋友们，大概从二十五岁开始就陆续进入了某种“人生冲刺模式”。相亲、恋爱、看房、装修、备孕、抢学区房、报早教班…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一张接着一张，环环相扣，一步慢了好像整个人生就要崩塌。闺蜜小周在婚礼前一天晚上给我打电话，声音疲惫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：“陈露，我好像不太想结婚。”我问她那为什么不取消？她沉默了很久：“请柬都发了，酒店订金也付了，爸妈的面子……”她最后还是走上了红毯，笑得很标准，婚纱拖得很长。

而我呢？我选择了另一条路。这条路没有红毯，没有司仪，没有父母擦眼泪的感人环节。但我有真正的自由——周末早上不用陪谁去逛建材市场，可以窝在沙发上看一整天的老电影，从《罗马假日》看到《楚门的世界》；下班后不用赶着回家做饭，心血来潮就去街角那家面馆吃碗热腾腾的酸辣面；年假买张机票就能飞，去大理看云，去敦煌看壁画，去京都看红叶。没人问我“什么时候回来”，也没人等着我“带手信”。

当然，这条路并不总是那么浪漫。

三十二岁那年冬天，我经历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手术。不是什么绝症，就是胆结石，但对一个独居的人来说，住院这件事本身就带着一种隐隐的荒凉。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，我愣了半天，最后打电话给刚下夜班的发小。发小风风火火赶来，在签字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，嘴里骂我：“你看看你，连个对象都没有，以后这种事怎么办？”我躺在病床上，打着点滴，笑了笑说：“不是有你嘛。”她白了我一眼，但后来我听到护士站那边传来她悄悄问护士：“那个八床的陈露，如果手术中间要紧急联系家属，还能找谁？”护士说：“你留了手机号就行，你就是紧急联系人。”发小“哦”了一声，没再说话。

出院那天是冬至，天黑得特别早，我裹着羽绒服站在医院门口等出租车，冷风吹得脖子直缩。旁边一个女人手里拎着保温桶，被丈夫扶着上车；一个老人子女围了一圈，正商量着去哪家饭店“庆祝老爷子出院”。我一个人站在路灯下，出租车的空车灯远远亮起又熄灭，亮起又熄灭，就是没停下。那一刻我承认，心里是有点酸涩的。那种酸涩不是因为我后悔自己的选择，而是我突然意识到——人类终归是群居动物，而群居的需求不会因为你“选择了自由”就自动消失。

但是，如果说那次手术是我独身生活的一个“低点”，那么后来的日子，我开始学会主动去补上那些缺口。

三十五岁那年，我搬进了一个更大的房子。两室一厅，朝南，有阳台。我把次卧改成了“多功能室”——放了一张双人沙发床，几排书架，一台投影仪。从那以后，每周五晚上，我那几个同样单身的“80后姐妹团”就会来我家聚会。我们叫它“周五食堂”。每个人轮流做一道菜——小周擅长红烧肉，阿丹的凉拌黄瓜是一绝，我只会做西红柿炒蛋，但胜在量大管饱。我们喝酒、吐槽老板、聊最近看的书，偶尔也会聊起男人，但更多时候是聊自己。去年跨年夜，我们五个人挤在沙发上看了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，看到安迪从下水道爬出来张开双臂迎接暴雨的那一刻，阿丹突然哭了。她说：“我们每个人都在爬自己的下水道，只不过爬出来的方式不一样。”

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谁说孤独是独居者的专利？那些在婚姻里沉默着、忍耐着、假装幸福着的人，难道就不孤独吗？

后来我开始养猫。一只叫“发财”的橘猫，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。那天我下班回家，发现楼道里蹲着一只瘦骨嶙峋的小橘猫，用那种“你不管我我就完蛋了”的眼神看着我。我把它抱回家，洗完澡，喂了罐头，它就在我的键盘上睡着了。现在发财已经十二斤了，每天霸占着我膝盖的时间比我工作的时间还长。有时候我深夜里写稿子，它就趴在显示器旁边，打着小呼噜，尾巴偶尔甩一甩。那种陪伴很轻，轻到几乎感觉不到；但又很重，重到你不会觉得自己被这个世界遗忘。

很多人问我，难道就没遇到过一个让你动心想要结婚的人吗？遇到过。二十八岁那年，有一个男生，理工科博士，话不多但细心。他会在我加班到深夜时默默点好外卖送到公司，备注里写“少辣多醋”；会在下雨天给我发一条消息“你带伞了吗”，不多不腻，刚好贴心。周围的人都说“差不多就结了吧”。我认真想过——如果我嫁给他，生活大概会很安稳：朝九晚五，周末去超市，每年旅行一两次，生一个小孩，然后看着他长大、上学、叛逆、毕业。很幸福，很完整，很符合社会的标准答案。

但那不是我的答案。不是因为我讨厌婚姻，而是因为我害怕自己还没遇见过自己，就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妻子和母亲。我需要先完整地、彻底地、没有任何妥协地活成“陈露”这个人，而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。这个决定不一定对，但它是我自己的。

后来那个男生结婚了，婚礼我没去，但发了红包。他发来一条消息：“希望你一切都好。”我回：“你也是。”

如今，我四十岁了。没有房贷压力——因为首付只付了三成，每月还贷刚好在可承受范围内；没有被孩子作业气到心梗的烦恼；也不用跟婆婆斗智斗勇。我的生活里没有鸡飞狗跳，取而代之的是——周五食堂、发财、每年至少两次长途旅行、周末睡到自然醒、心血来潮学做陶艺、报了个成人钢琴班、最近还开始学日语。

我的银行存款确实不多，但够用。我妈现在偶尔还会旁敲侧击：“那条路走不通了？要不……去冻个卵？”我哭笑不得。但她也开始学着接受我了，甚至有一次她来我家住，看到我一整天都在读书、做饭、听音乐、跟猫说话，临走时她突然说了一句：“好像你过得也不算太差。”

这句话我等了十二年。

上周，我一个人去了趟西湖。春天的西湖有风，柳树刚抽出新芽，水面上漂着几瓣早落的桃花。我站在断桥上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——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夫妻，有牵着手的老爷爷老奶奶，有拿着自拍杆独自拍照的女孩，有举着奶茶说说笑笑的学生。我忽然觉得，每一种人生都有它自己的节奏，而我的节奏就像这只湖面上摇摇晃晃的小船，不急不慢，想去哪就去哪。

有人说，不婚不育的自由是用“未来的孤独”换来的。我承认，未来大概真的会有孤独的时刻。也许六十岁的时候我会生病，没人给我挂号；七十岁的时候我会摔一跤，没人扶我起来；八十岁的时候我会在除夕夜一个人煮速冻饺子。但我想问的是：难道结了婚生了孩子，就一定能避免这些吗？养老院里儿女不来看望的老人还少吗？病床上被家属推来踢去的老人还少吗？那些把一生都押在家庭上、最后却落得一场空的女性，难道还少吗？

人生从来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选择题。结不结婚，生不生孩子，没有哪个选项能保证你幸福。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有没有勇气面对选择带来的代价，有心气在四十岁、五十岁、六十岁的时候，依然觉得生活值得热爱，依然愿意去学新东西、结识新朋友、去新的地方看一看。

至少现在的我，还在路上。

夜深了，发财跳上我的膝盖，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蜷起来。窗外万家灯火，每盏灯后面都有一个故事。我的故事不算精彩，但它是真的，是我一字一句写下来的，没有模板，没有代笔，没有别人替我做的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