协议离婚后同居3年，那天他带新女友回家吃饭…

协议离婚后我们依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这种奇怪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三年。朋友们都说我们疯了，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，这是最经济也最不伤筋动骨的选择——房贷还没还清，孩子才上小学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之间似乎还存在着某种未完成的对话。

同一个空间里，我们默契地划分着楚河汉界。他住主卧，我睡次卧。厨房的使用时间被精确分配：早晨七点到七点半是我的，七点半到八点是他的。卫生间墙上贴着值日表，周一三五他用，二四六我用，周日清洁工来打扫。我们像两个配合默契的舞伴，在狭小的空间里旋转、避让，从不越界。

最初几个月是最艰难的。记得有一次我感冒发烧，半夜起来找药，在客厅撞见他正端着温水走过来。“听到你咳嗽了，”他有些不自在地说，“顺便倒了杯水。”那一刻我恍惚觉得我们还没离婚，直到看见他无名指上那道明显的戒痕。

时间慢慢流逝，这种同居生活居然变得习以为常。周末我们会一起带孩子去公园，在外人看来我们仍然是幸福的一家三口。有时我会错觉离婚只是一场梦，特别是当他习惯性地把我爱吃的菜推到我面前时。

直到那个普通的周二晚上。

我正辅导孩子写作业，门锁转动的声音格外响亮。他很少这么晚回家，通常加班都会发消息告知。但今天什么都没有。

门开了，他身边站着一个陌生女人。

“这是小雅，”他的语气平静得像在介绍一位普通同事，“刚好在附近谈项目，就请她来家里吃个便饭。”

空气突然凝固了。我看着那个年轻女孩——不会超过二十五岁，穿着得体，笑容腼腆但自信。她手中还提着一盒精致的甜品，显然是早有准备。

三年来的第一次，我们的默契被打破了。没有提前通知，没有商量，甚至没有一个暗示的眼神。他就这样带着另一个女人，踏进了我们共同经营了十年的空间。

“阿姨好，”女孩的声音清脆悦耳，“经常听明远提起您。”

“阿姨”？这个称呼像一根细针刺进心里。我这才意识到，在另一个女人的叙事里，我已经成了“前妻阿姨”这样的角色。

厨房里突然忙碌起来。他翻找着茶叶，女孩自然地接过水壶开始烧水，那熟练的姿态仿佛她早已熟悉这个厨房的每一个角落。我站在原地，突然觉得自己才是那个闯入者。

晚餐气氛诡异得令人窒息。女孩坐在原本属于我的位置上，用着我挑选的餐具，品尝着我们一起设计的厨房里做出的菜肴。他们聊着公司的项目，偶尔相视一笑，那些默契的瞬间像一面镜子，照出我们曾经的模样。

孩子好奇地问：“雅姐姐是谁？” 他平静地回答：“是爸爸的朋友。” 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继续低头吃饭。

我看着这个场景，突然意识到这三年我们活在怎样的自欺欺人中。我们以为维持表面的和平就是对所有人最好的安排，却忘记了生活永远向前，没有人会永远在原地等待。

饭后，女孩礼貌地告退。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房间里只剩下时钟的滴答声。

“我们需要谈谈。”我们异口同声地说，然后都愣了一下——这是离婚后第一次如此默契。

阳台上，晚风微凉。他先开口：“我以为你不会有感觉。” “我也以为。”我诚实地说。

三年来的第一次，我们真正地谈论了离婚后的感受。原来他和我一样，曾经在深夜听见对方的哭声假装没听见；一样会在某个瞬间忘记已经离婚；一样担心打破这种平衡会伤害孩子。

“我以为时间能解决一切，”他望着远处的灯火，“但现在明白，有些问题不会因为时间而消失。”

那晚我们聊到凌晨，不是作为夫妻，也不是作为敌人，而是作为两个共同走过十年、又分开三年的人。我们终于承认，这种同居生活实际上延缓了愈合的过程，我们躲在熟悉的舒适区里，拒绝面对真正的分离和成长。

第二天，我们开始认真地讨论分开居住的计划。这次不再有委屈求全，而是两个成年人为了各自真正的幸福做出的决定。

他搬走的那天阳光很好。我们站在门口告别，没有拥抱，但第一次真诚地祝福了彼此。

“谢谢你这些年的包容。”他说。 “也谢谢你的。”我回答。

门轻轻关上，我靠在门上，听见电梯到达的叮咚声。这一次，我知道他是真的离开了，而我也终于准备好了真正的新生活。

有时结束才是真正的开始。而那个晚上，那个他带着新女友回家吃饭的晚上，不是一场闹剧，而是一个礼物——它终于让我们有勇气，真正地说再见。